到了1936年12月的时候, 西安城里面的形势一下子就变了。孔从洲这个人, 当时就在杨虎城部队那边搞军事行动的最前面那块地方。他碰上的事儿, 那可不是单单一次什么人员调动那么简单, 而是关系到中国整个政治局面以后要往哪里走的一个特别大的转弯子, 是个重大的转折点。
当时的孔从洲, 担任着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的旅长职位。西安事变一旦发生之后, 他受到了上级的命令指示, 要去参与解决有关部队的武装力量这一问题。同时, 他的任务还包括维持城里的秩序状态。
虽然这次军事行动看起来时间非常短促, 可是在这个简短的行动背后, 实际上牵动到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此外, 全国的抗战形势也被这一事件所影响。西北军的未来究竟要归属于哪方势力, 也受到了牵连和关注。
孔从洲并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直接站在了共产党这一边的队伍里头。他在早年和早期阶段, 就投身到了杨虎城所率领的部队之中去。在后来很长一段时期的军旅生活经历里面, 他渐渐地和许多不同的政治力量都接触到了。
对于那些处在当时环境的诸多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们而言, 做一个选择这件事情, 绝对不仅仅只是一句喊出来的口号那么简单而已这种选择的背后, 往往就意味着他们手下的下属人员、自己的家人们以及整个家族成员这些人, 统统都要为此承担相应的后果和责任。
西安事变这档子事情过去之后, 那种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慢慢地形成过程中的。西北军那个地方的内部的政治生态环境也跟着起了变化, 地下党员做的事情变得越来越深入了, 有一部分军官在心里头开始重新地去想部队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走才是对的。
孔从洲这个人后来是参加了起义的, 他之所以会做出这个政治上的选择来, 正是因为处在这种非常复杂的背景和情况当中的原因。
这个选择改动了孔从洲本人, 也改变了孔家的生活轨迹。
一、从西安城里的军事行动说起
抗战的那个时候, 国民党跟共产党两块虽然搞在了一起合作, 但是双方对彼此心里头的防备一直是都有的, 杨虎城手底下那些原来的人马这边要顶着外面打仗的麻烦事儿, 同时还得要去对付内部搞整编还有派系之间互相牵制的烂摊子, 军队里的立场只要稍微有一点变动, 那就会马上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
中国共产党在三十八军里面开展的地下活动, 正是在这种样子的环境当中进行的。像赵寿山这些做将领的人, 跟共产党那边慢慢变得亲近起来了, 军队里边的不少兵卒和军官呀, 也都开始去接受那些新的政治方面的主张了。
国民党那边的人对这种情况并不是说完全没察觉到的样子, 他们让军队里头加紧了审查这一类的事情, 还有不断地调动人员以及进行各种限制行动的办法, 搞得很多当官的都处在了那种进也困难、退也不容易的两难境地之中。
1942年, 赵寿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往后呢, 第三十八军的内部出现了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就是政治方面的分化变得更为清楚与显著了, 有的想法是继续在一旁观望, 也有的想法是希望能把原有的那些编号给保持住不改变, 更有人持有一种意见, 这种意见认为, 如果要把军队本身的性质去做出一个改变的话, 那么才有可能去摆脱掉一种被逐渐削弱以及减损的这样的坏命运。
1946年5月15日, 三十八军部分部队在河南巩县一带做出起义的决定, 并且随即转入了有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面去了。孔从洲也在这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转折过程中, 完成了他个人身份的转变。
其实这个起义根本不是什么简单意义上的换个旗帜这么简单, 它实际上牵涉到了非常多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要对官兵做一个合理的安置安排, 要完成整个部队的改编工作, 要重新建立起军民政治之间的和谐关系, 甚至还包含了家人们的家属们能否得到安全的保护以便过上安稳生活等一系列需要直接面对的现实难题。
让人觉着有点意思的地方在于, 军事上面做出的那个决定, 很快就在家里头传开了。孔家原先是有那么一些军政上面的关系的, 不过在那场起义爆发过了之后呢, 这种身份就不再是保护伞了, 反倒有可能变成了国民党方面拿来去追查以及施加压力的一个理由, 这是现在的人能直接看懂的普通话书面语表达。
二、起义之后，最先承受压力的是家人
孔从洲做出了投向共产党的选择之后, 钱俭还有孩子们一起住在国统区的日子, 所面临的明显增加的潜在风险就变得十分突出了。孔令华这个人, 他是在1936年出生的人, 在那个时候他的年纪还是相当小的一个状态, 他的妹妹叫作孔淑静, 也同样是没有具备起独立进行基本生活运作所需的能力的状态存在。
在战争这种特定环境下长大的孩子, 他们是不懂得什么政治概念为何物的, 但是他们会因为其父亲所做出的这一个具体选择而被迫去面对接踵而至的危险局面这一事实。
钱俭这个人啊, 承担了家里的大部分事务, 她必须得设法去隐藏自己的身份, 还得去寻找一个能够让自己落脚的地方, 不仅如此还要去照顾那个孩子的饮食问题, 还有生病的情况, 后来孔淑静这个人啊患有了贫血症, 家里的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宽裕, 在奔波的途中呢更是难以得到非常稳定的治疗。
关于这段经历, 大家公开提到的回忆里那些细节并不是全都一样的, 具体的路线图也没法随便就说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就是孔家这边, 是因为孔从洲做出了某种政治上的选择, 所以就遭到了追捕的压力。
钱俭呢, 是带着她的子女一起, 颠过来倒过去地跑到了陕甘宁边区去。在这一路上, 她们经历了要躲起来、还要等着时候成熟, 另外还得面对东西不够吃这些个难处和困难情况。
那个旅行它不是那种有明确终点的旅行。
对于普通百姓的家庭来讲, 远离了他们已经居住习惯的老地方, 这就得等同于要把自己所有的家当、跟人建立起来的交情, 还有平时固定的日子节奏, 全都给舍弃干净。而对于那些正在起事将领的家眷来说, 哪怕是说出自己的姓名和从哪儿来的这些信息, 都必须要小心翼翼地交代清楚才行。
钱俭这个人物, 他手里推着带着两个小孩, 朝着延安的那个方位往那边移动, 全然是靠着路过时当地百姓给的帮忙, 还有组织上安排的人来接应搭把手这种情况, 才一点一点的, 总算从那种到处是危险的坏情境里头撤了出来。
到了延安以后，孔家母子的日子才算是真正安稳了。边区里面的领导人林伯渠等人, 对那些参与起义的人的家属看得很重, 就连小孩子住在哪里、怎么上学读书这样的事, 也都由组织上面安排好了。
这件看着像是家里面的一点小事情, 实际上表现出来了根据地那个系统的组织能力, 是怎么去保障那些当官的和带兵的家里人的生活的。
三、学校不只是读书的地方
1947年3月, 晋察冀军区创办了那所荣臻子弟学校, 这所学校的主要接收对象, 就是那些革命干部以及烈士的子女。学校建立起来的背景情况是, 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之中, 很多干部都长期在外地工作, 导致他们的孩子没有办法得到家庭方面的正常照料工作。
于是就把这些孩子们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管理教育, 这种做法一方面解决了孩子们日常的生活问题, 另一方面也为了革命队伍培养出下一代的优秀人才。
孔令华是进入这种学校去的, 他接受的教育的样子, 和普通城市里的学校是不一样的。在课程之外, 还有集体生活、纪律训练这些内容, 以及对革命历史的学习环节。那里的孩子来自不同的家庭, 有一方面父母的状况是在前线的, 另一方面是家里已经牺牲了亲人的状况, 他们是很早就接触到了由战争所留下的现实后果的。
学校的生活算不上是舒坦的, 物资不是很多, 教学条件也说不上是完善, 但是它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长环境。孔令华在这样的集体当中长大, 他既保留了普通少年所具有的生活状态, 同时也无法避免地受到了家庭政治背景方面的影响。
在1949年3月的时候, 学校随着当时局势的发展就搬到了北平。那个新的政权马上就要搞成立了, 所以就有不少那个革命干部的孩子们也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和打仗的地方, 进到新的城市里面去过了新生活。
后来那个荣臻子弟学校就给改名叫八一学校了。因为在那个样子的一个教育的氛围里头, 孔令华和李敏两个人就渐渐地越来越熟悉起来了这一点事情就发生了。
李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 她曾经去苏联学习过, 回国以后就进入八一学校上学了。虽然她的家庭背景不一般, 但是在学校里, 这个身份不能取而代之日常当中的那些相处过程。
无论是课堂、宿舍还是集体活动, 这些具体的生活环节让孩子们处在同一个环境里面, 他们彼此之间的了解, 往往并不是从询问家世这个方面开始的。
孔令华和李敏之间的关系, 就是在这样的日常相处里面, 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的。后来这两个人呢, 都进入了那个高等级的学校去继续接受教育。
他们两个人的交往情况, 并没有被简单地当成是一次纯粹的政治上面安排好的事情来看待, 而是实实在在地经历了一个从互相认识, 到慢慢变得熟悉, 最后再到正式确认彼此关系这样一个一个的过程。
四、一桩婚事，牵动两个家庭
在1950年代后期这个时间阶段, 孔令华与李敏是打算要走到结婚这一步去的。
咱们现在来看待普通年轻人这一群体的话, 婚姻这件事儿, 主要是由两个人自己来做出决定的；可是在革命家庭里面, 父母他们之前的那些经历、在社会上面的各种关系状况, 还有他们在政治上的身份, 这些东西的存在, 都会让结婚这件原本简单的事情, 增加一层更加特殊的分量出来。
毛泽东知道了自己女儿婚事这件事以后, 曾经和贺子珍说起过这个情况, 贺子珍因为很长时间都没有和女儿在一起生活, 所以对于李敏结婚这么一个大事儿, 自然就表现出了非常多的关注态度, 她想要弄弄清楚的事情, 不仅仅是包括孔令华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 还包括了孔家这个家庭里头的整体环境状况是怎么样的, 还有孔家的父母他们两个是什么样的性格特征以及他们平时都是怎么安排自己和家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的这一系列的问题。
孔令华把李敏带回家去让父母见一见, 钱俭在看到这位年纪轻的姑娘之后, 曾经用比较轻柔的声音问了:
“你真的愿意嫁到我们家？”
这句话本身其实并不复杂, 但是它在现实生活当中却有着很重的分量。孔家这个人经历过起事、被追捕以及长期的动荡不安, 所以他们的家庭生活是绝对谈不上轻松的。钱俭并不是在试探一段浪漫的关系, 而是在给对方的一个提醒, 说明婚姻这回事儿意味着要共同去承担生活中的种种事情。
李敏她并没有因为孔家的过去那种情况而选择后退。当孔淑静生病需要住院的时候, 她和孔令华就曾经一起前去医院去探望。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 那些作为家人之间的称呼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改变。
孔淑静叫李敏为“嫂子”, 这一声称呼, 它比什么正式的相互介绍都要更能说明清楚两家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已经从单纯的相识走向了彼此亲近的状态。
在1959年的8月29日这一天, 李敏和孔令华在中南海这个地方举行了婚礼这个事情。毛泽东以及贺子珍这两个人对于这段婚姻是表示了认可的态度。孔从洲还有钱俭这两个人也同样接受了这位新儿媳的这个身份。
那场婚礼背后所具备的政治方面的背景情况, 是完全不能被忽略掉的这么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如果仅仅是把这场婚礼就当作是两个家庭之间关系的简单结合去解释, 那么这个观点未免就显得过于简单了这么简单粗暴了一些。
他们两个在学校里读书的那时候就认识了, 然后, 又接着进行学习深造, 至于结婚这件事儿, 是经过双方的家长进行了了解和商量才定的局, 也就是说, 个人的感情和家庭的认可这两个方面都是同时存在的, 对于革命家庭里面的子女来说, 他们的婚姻确实带有特殊的社会背景这个情况, 但是, 我们却不能够因为这个因素就把婚姻本身所具有的私人属性给抹杀掉。
五、婚后的往来，落在具体日子里
婚礼进行完毕以后, 这俩家子的往来并没有就仅仅局限在给个面子那种礼貌性往来了。毛泽东他很在意自己女儿日子过得咋样, 贺子珍她也在一直打探自己外孙那一家子到底是个啥情况。
孔令华和李敏他们两个嘛, 就得去应付买菜烧饭交水电费这种柴米油盐的小事, 还得考虑上班学习和带小孩上学这些问题, 像这些天天都得操心的日常鸡毛蒜皮的事情, 其实也就是婚姻生活里最实在、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了。
1962年10月27日, 李敏生下了儿子孔继宁。后来又到了1972年, 李敏接着生下了女儿孔东梅。孩子的这一出生, 给两个家庭的关系牵上了一根新的线, 同时也让长辈们之间的走动, 有了一个更实在、更具体的落脚点。
值得去说一声的是, 贺子珍这个人和她的女儿之间, 是那种聚的时间很少、离的时间很长的情况, 所以母女这两个人的关系内部, 是存在着既有亲情这一方面, 也存在有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经历而产生的距离感的这一部分的, 在1965年夏天的时候, 孔令华和他的妻子曾经接到过让贺子珍去青岛这个地方居住了一小段时间, 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来说, 这绝不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探亲活动, 而是一次经过了某种安排, 同时也是需要依靠多方的人来进行照料的, 属于家庭团聚性质的事情。
对于李敏能够被孔从洲还有钱俭他们所接纳, 这可不是仅仅停留在了婚礼上面的那种所谓的客套关系层面。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曾经经历过战争年代里那种到处流浪、生活非常不稳定的艰难岁月, 所以他们是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家人们之间互相照顾、互相支持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分量。
在李敏正式进入到孔家这个大家庭之后, 她接下来面临的任务是需要去适应一系列全新的亲属关系网络的；与此同时, 孔家在决定接纳她这个人的时候, 也必须要去面对和承担来自于她背后所附带的那个特殊的家庭背景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以及挑战。
之所以让大伙儿都盯着这段婚姻看, 原因可不光光是因为两边父母的人设挺特别的, 另外一个是, 这事儿把好几段不一样的老故事给扯到一块儿去了。
西安事变搞出的政治大转弯, 三十八军起事带来的身份大翻转, 还有延安时候家里怎么安顿下来的那些事儿, 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以后, 革命干部家的孩子是怎么上学、怎么找对象结婚的, 全都被串在这段姻缘里头了。
六、个人选择背后的时代结构
孔从洲一家的情况说明了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 重大政治事件并不仅仅局限于战场和会议室, 它会走进家庭这个范围, 进而影响住房条件、接受教育的机会、看病看医生的过程、结成婚姻以及对孩子的培养和发展。
孔从洲发动起义这档子事儿, 一方面是西北军队里的头头脑脑们在大时代的大变活人里面做出了自己的政治打算, 另一方面呢, 也让自己家里人实打实地背上了现实里的各种风险。
钱俭带着孩子跑去延安这个地方, 这事儿就说明了, 在革命的这个阵营内部, 大家之间相互的信任跟关系, 绝对不能只是嘴里说说就算完了, 还必须得通过把人安全转移好、安置妥当、以及好好教育培养这一系列的具体措施, 才能把口头上的承诺给实实在在地兑现出来。
孔令华是在荣臻子弟学校里面长大的, 后来他又是和李敏结的婚, 这样一来情况又呈现出另外的一层变化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 革命家庭的子女是逐步地进入了学校, 也是进入了大学, 并且进入了工作岗位, 这些子女之间的来往交往, 就再也不是完全依靠父辈来进行安排了, 而是在共同的教育和共同的生活里面, 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联系。
1959年8月29日的婚礼, 正好碰上了这样的历史时候。这件事不只是两个年轻人各自的人生部分, 也是两个革命家庭经过很长时间互相作用之后拿出来的结果。
等到孩子生出来了, 长辈也走动得多了, 家庭关系跟着就变复杂了, 历史这东西没有在那个放礼堂的地方停下来, 而是转进了一个个很具体、也很平常的每日每夜日子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