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宗 朱由检）
崇祯皇帝接手的, 的确是一个烂摊子。辽东那边有后金在捣乱。官场之中有阉党在作祟。西北地区有匪患在滋扰。军饷被拖欠着。财政面临着困难的局面。而且这些问题的前史都特别漫长。
说通俗一点, 这些问题并不是崇祯登基之后突然就出现的。也不是仅由前面的熹宗这一个朝代所累积下来的。这些问题属于顽疾。这个病根久到可以追溯到正德、嘉靖两个时代的时候。
那我们都听过一句这样的话, 就是积弊久矣非一味猛药可痊愈这样一个情况的意思, 就是这种东西属于说已经存在很多年的一个老毛病状态, 不是说用三天两年的时间就能把它给治好的一种可能性，然后我们再考虑到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中还存在着旱灾这样子的事情, 还存在着饥荒这样子的事情, 甚至还存在着瘟疫这样子的事情, 以上我们列举出来的这一切问题都不是说某一个皇帝仅仅凭借着他自己的个人主观意志就可以把这些全部清除掉的一个结果。
换句话说, 如果把明朝在长达上百年的时间里所积累的那些矛盾, 再加上那些没办法提前预知的各种天灾怪现象。全部算在做崇祯的账上。这是不合理的。
不过, 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么一点情况, 那就是要把“继承起来的这个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难处”和“去不断扩张所遭遇的各种复杂的艰难局面”, 严格地看作是两个在性质上面完全不一样的责任类别。
崇祯皇帝刚刚登上皇位的那会儿, 确实也曾经做过一些算是好的事情, 比如说把宦官集团给打倒了么, 这个行为被大家认为是好的举动, 然后在那个太监头子倒台之后呢, 又给很多之前遭到那个恶劣势力折磨迫害的朝廷官员恢复了原本的声誉和职位, 这类举措同样也被归类为好事儿, 所以在魏忠贤被清算之后那一段时期内, 朝堂上的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对这位年仅十七岁的年轻君主寄托着相当大的期望与信心。
崇祯这个人, 他对自身的能力是很自信的, 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身上, 有着和一些那些被称为贤明君主的人物所具备的那些优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崇祯的这个个人生活状况, 那真是相当的克制, 好, 严格来说已经到了那个苛刻的一个程度了, 他的这个衣着情况, 那就是朴素的, 经常都能看见衣服上面有那个明显的破损之处, 他的这个饮食安排也是简单的, 作为皇帝个人的这个开支呢那是很少的, 吃东西这个东西也很清淡的, 无非就是喝一点清粥加上那些小菜罢了。
崇祯皇帝是一个非常勤勉的人, 他在处理政务方面极为投入, 根据史料记载, 他常常在公鸡啼叫的时候就开始起床忙碌, 一直要等到深夜才能安睡, 并且每天都是坚持去参加朝廷的朝会, 可以说他的生活里几乎不包含任何娱乐消遣的成分, 整日都在忙于处理国家事务。
你要清楚, 在崇祯之前的那些皇帝, 就很少有专心致志干正事的人。有的干脆就不去上朝了, 有的是对炼丹这事特别感兴趣, 还有的是酷好摆弄刨木头活儿。要是拿这些情况和崇祯放在一起来比一比的话, 那崇祯的表现简直就是堪称圣君了。
所以, 崇祯他就会产生了一种心态, 心里会想, 我这么去忧虑事情, 我如此辛苦地做事, 我这样迫切地希望国家可以好起来, 但是, 为什么很多事情还是办不好。
其实这些疑问是很好解决的, 只需要让皇帝来检查一下决策是不是出了毛病, 方向有没有跑偏, 制度到底需不需要进行改革, 但是崇祯的思想方式显得非常怪异, 他把自己身上拥有的那些优点错当成了他自己永远正确的理由, 用老百姓常说的话来讲, 那就是推卸责任。
崇祯刚开始觉得, 是有人在故意欺骗他, 是有人在拉帮结派, 是有人在互相推卸责任, 还有的人就是死抱着不肯拿出实际的力气来做事。
在崇祯那个年代出了名的重臣刘宗周, 曾经有一次被崇祯皇帝召去见面, 那时候崇祯向他问了一些关于治理国家还有管理政事方面的问题, 然后刘宗周就把下面这一段话说了出来。
（史料记载）
《明史》卷二百五十五这一段里说, 陛下您为了求得好一点的治理局面, 心里头太着急了, 然后在运用法律手段的时候又太过严厉了, 发布的命令也实在是多到让人眼花缭乱, 在提拔和罢免天下的士人的时候显得太轻率。
所以大臣们呢, 都是害怕获罪并且还要掩饰自己的错误, 根本不愿意把工作尽到自己的本分, 这也就导致了虽然有活生生的人在名单上但却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现象也有那些明明有粮饷供应的地方却没法发挥出粮饷应有的作用的情况还有那掌兵将的人没有办法把军队管理好有士兵的队伍却无法去消灭贼寇。
这话所表达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它所明确指出的一个现实状况, 就是在大明朝廷内部方面, 虽然说是人才聚集的情况非常普遍, 但是许多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在实际上执行的时候, 却被搞得相当混乱, 例如军队这一支队伍, 它虽然在客观上是存在的, 然而在实际作战过程中所产生的战斗力效果, 却并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 又比如说国库之中所存储的资金情况, 尽管是说资金储备是充足的, 但是这些钱在具体花销的时候, 却没有被用在应该使用的正确地方上面。
为什么？
之所以会是这样, 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你自己, 就是因为你这个人, 你在怎么去组织那些资源, 以及如何去把资源给使用出来的这一个具体方式上面, 出了很大的纰漏。
在《明史》这部书里面, 有这么一句原话, 并且这句话的意思也非常能够证明相关的问题情况是什么。
帝在位十七年间，易中枢十四人，皆不久获罪。
这是后来的统计, 这个统计说了, 崇祯在位第十七年, 兵部的高级官员换了一百四回, 大家要明白, 明朝当时处于胶着的战争状态里, 国家动荡不安, 但是高级官员却是频繁更换。
为什么会换人换得这么快了? 这涉及到皇帝本人的用人特点。崇祯要求他所任用的官员, 要马上在岗位上建立皇帝所期待的功绩。这种功绩, 往往还是很大的那种。如果你无法立刻建功的话。那么就会马上被换掉。并且, 还往往会遭到皇帝极为严厉的惩处。
咱们当时那些当官的, 心里头是有多怕崇祯皇帝啊?
有个叫张凤翼的一个人, 他当时担任的是督师这个官职, 他在干工作的那个期间, 是一直在不断的大黄这个东西, 大黄它本身啊就是一种泻药, 他就一直吃然后一直吃这么个过程, 到最后活生生地把自己给吃死了, 他就是这种心理状态, 宁愿自己选择用死亡这种方式来逃避罪责, 也不具备那种勇气去面对崇祯皇帝将来对自己进行的追责这样一个现实情况。
对于大臣们应该被追究责任这件事, 进行处理的最终结果往往是非死即贬。这种模式又非常容易进一步地演变成一种滥杀的行为。袁崇焕和陈新甲这两个人就是非常能够体现这种情况的极好的例子。
关于袁崇焕相关的事件存在一些争议之处, 既然如此, 那么作者决定暂时不涉及袁崇焕的内容, 而我们将话题转向陈新甲。
这个事儿也非常简单, 就是在崇祯十五年前后那个时间点, 崇祯面临的压力特别大, 主要是因为他在打两场战争, 一场是在辽东, 得和后金那边对抗, 另一场是在内地, 得跟李自成的部队纠缠, 在这么重的包袱压下来的情况下, 崇祯就开始和后金方面有了接触的意思, 他想要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达成和解。
那关于议和的那一件事情, 它就直接地被交付给了陈新甲去处理。
《明通鉴》卷八十八: 他发下来的手诏往来传递有好几十次, 里面全都是在告诫臣子们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
这事陈新甲他跑了好多趟, 而且呢也都是拿着崇祯皇帝的那个手写的亲笔信来办事的, 这么说呢就能看出来皇帝他是深度参与在里面了。
皇帝让陈新甲必须保密, 这是因为皇帝心里也清楚, 跟后金去讲和这件事情在面子上确实是非常不光彩的。
原因在于陈新甲的家人把一些文件给当成了普通文件抄了出去, 这就导致了议和的事儿泄露了, 于是皇上就非常生气, 就把陈新甲给杀掉了。
不管怎样, 议和这档子事儿, 分明就是你这位崇祯帝授了意、表示了支持, 还给予了默许的。如今这下子闯出乱子了, 你倒好, 躲在一旁不吭声, 反手就把人家陈新甲给杀掉了?
（卢象升）
让人感到十分无语。
因此, 后面那些人去分析崇祯皇帝为什么一定要把陈新甲杀掉的时候, 动用了四个字。
并且彰显出主要的过失。
你竟然把领导做错了的那件事给直接挑明了, 这让领导下不来台。
不管出了什么样的失误, 也不管存在哪些问题, 反正这些错误一个都不是崇祯的, 全部都是大臣们的错。
还有一个人的例子很值得一说, 即卢象升。
到了崇祯十一年的时候, 清军打进塞内来了, 卢象升接受命令去统率支援部队, 但是在史实的资料当中, 记载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让你去思考其中的含义。
在《明大司马卢公奏议》这个文本里面提到, 卢象升的名字虽然是被用来监督天下的军队, 但是实际上他所能够掌握的兵力是赶不上两万人的。
在名义上面来说, 我负责管理的是天下的所有兵马, 但是实际上而言的话, 我能够带领出来的士兵数量, 也不过也就仅仅只是两万人罢了。
崇祯皇帝还采取了相当让人费解的手段, 他特意让宦官高起潜手里握着另一部分军队。在军队的调度安排还有粮草供给的问题上, 这样做明显构成了相互牵制的局面。
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 卢象升因为没能够得到皇上那种实实在在、毫无保留的支持。随着战事推进, 他的作战兵力变得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最后在战斗中牺牲了。
啥意思呢, 这就是说又要让这个马儿去跑, 但是又不让这马儿去吃草。皇帝是让你来承担那个特别大的责任, 可是给与你的是完全匹配不上的那些本钱。
有些人说, 并不是崇祯皇帝不想把本钱给出去, 而是崇祯皇帝根本就没有钱啊。
事实上, 当人们去探讨明朝末年的时候, 财政这一块的内容被提及, 通常所给出的评价就是一句话, 也就是国家的国库里面没有钱的状况, 然后就用这短短的一句话来进行总结。
然而, 实际的状况是否真如这般呢。
在《明史·食货志二》里面就有记录, 说到了万历快要结束的时候, 当时的情况是需要应付辽东那边打仗的事情, 所以就向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加收一笔军费, 这个事情被叫做是辽饷, 具体算下来是每个亩地要多交九厘钱, 就这样凑成了每年一共五百二十万两的加派总数额, 后来事情发展到了崇祯年间, 战事变得越来越紧张厉害，所以就在原本已经加上的九厘之外, 再次每个亩地又多收了额外的三厘。
然而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一个状况, 那就是崇祯皇帝这家伙, 在辽饷这档子事之外, 又硬生生地搞出了名为剿饷的摊派和名为练饷的征收, 把这三类钱加在一块儿算总账的话, 他每年向下面伸手要的总额数字, 大概会落在1670万两到2000万两这样的一个区间范围里, 那么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概念呢?
你要是去回想一下万历初年开始的那个时间节点, 当时咱们整个国家每一年的总支出金额上限, 充其量也就不过区区400万两的水平而已, 所以说这一对比结果就出来了, 这种三饷一起上的做法, 是直接把普通老百姓所承担的额外经济负担, 给推高到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地步, 这个数字规模直接能够达到当时正常的、标准状态下的国家财政全部支出总额的至少四倍或者多达五倍的这么一个幅度。
在明朝的时候, 有一位官员名叫郝晋, 他的官职是御史。这个人针对当时国家的财政状况, 发表了这样的一种看法。
请问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 难道有那种会在一年的时间里, 强行征收两千万银钱上缴给京城, 接着又从京城里再搜刮出两千万银钱调拨到边远地区去的情况吗?
像这样的情况, 自古以来哪里有过啊, 就是这一年时间之内, 能够直接从地方上搜刮出两千万两银子交到京城里去, 然后又能够从京城那边再转出两千万两银子拨给边防前线去使用。
这句话是由郝晋开口讲的, 而他并没有实际表达出来的真实含义是:
这难道不是正在将普通民众推向绝境吗?
咱们来想象一下明朝的普通老百姓, 因为战乱还有天灾等等这些个原因, 他的收成情况就已经非常糟糕了。生活就只能勉强应付过去。在三饷这个负担过来的时候, 他可能就不得不卖牲畜。甚至还要卖农具。甚至还得去借高利贷。
一年都是这样做的, 一年一年都是按照这个规律进行的, 可是总会有某些时刻让人感觉没有办法再继续支撑下去了。
那么, 有关这些普通老百姓的个人命运走向问题, 究竟最终可能会陷入到怎样的一种状况里去呢。
明朝末期担任过官员职务的那一个叫马懋才的人, 这个人曾经亲身经历过当时发生在陕西这一带地方的那个非常严重的饥荒状况, 并且在自己所写的一些随笔文字里面写到。
有老百姓实在不愿意吃石头而导致死的下场, 于是便开始聚在一起去做强盗。
在明朝的时候, 存在很多的农民。这些人可能是干种的活儿的, 也可能是做脚夫的。还有可能在驿站里面工作。他们属于各行各业的各类人物。其中甚至还有那些常年都领取不到军饷的士兵。
他们加入到了起义军的队伍中。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最初阶段的目标就是为了要把封建王朝给推翻掉。更有可能是因为大家仅仅是不想让自己饿死而已。
（明代的流民）
马懋才, 另外又指出了这样的一种情况。
活着的人只剩下一个了, 就只有那么一个人逃走了。
在沉重的赋税压迫之下, 百姓除了选择逃走, 再也找不到别的出路, 可是, 一旦踏上了逃亡的旅程, 他们往往就难以维持基本的生计了, 这些四处流动、飘泊无定的人, 最终也就只好去加入起义军的队伍里面去了。
因此作者现在是非常的好奇, 那个崇祯皇帝在将要去世的那个前头说的，说允许那些敌人把我的尸体切成很多块, 但是千万不要去伤害老百姓里面的任何一个人这话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崇祯并不是那种对老百姓的生死一点都不关心的人, 他在位的时候也减免费税, 也颁布过一些好的政策, 而且他还下过好多次罪己诏, 到了人快要死的时候, 他说的话通常是比较真诚的, 所以他当时写的那些反省的话, 也许都是出自真心的。
可是呢, 实际情况是, 在崇祯他把这句话给说出口的时候, 他那颗脑子好像就把一个事儿给忘掉了, 这个被遗忘的事儿就是, 普通老百姓他们所挨的那份苦, 那份难处压根就不是到了李自成打进北京城的那个时候才产生的, 也不是从那时候才开始有的。
“勿伤”这两字呢, 它就是把那种要去伤害百姓的这个责任给转手了, 从朝廷那个地方, 还有从皇帝这个位置，一下子就给转移到了农民起义军这边去。
所以, 咱得问一问那个问题, 李自成在发动起义之前, 难道不是什么大明朝的老百姓吗, 他到底是不是大明王朝里面的一员, 还有那些跟着起义的队伍里的众多成员, 他们也曾经都是大明朝的子民吗, 他们为什么就变成了让崇祯皇帝骂作“贼人”的那种角色了。
听你这样讲, 那意思是不是好像以前的那些强行摊派的赋税、催促征收的行为、发生的饥荒事件、以及那些冤假错案的牢狱之灾, 还有那种催逼着让人去打仗的做法, 统统都没有给老百姓们带来任何伤害呢。
崇祯皇帝还有另外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 内容是:
在《晚闻堂集》的第八卷里面, 提到了这样一件事。说朕呢, 德行很浅薄, 自己也很渺小, 这样的话, 在上面就会触犯到上天所降下的罪过。
崇祯皇帝用起来的人，后来又被罢免掉、逮捕起来的人有很多, 这些人当中, 有那是罪有应得的, 也有被皇上冤枉的, 还有那些主意他被采纳了的, 或是被他拒绝掉的, 在最后的结局面前, 所有这些人都被归成了同一类东西, 这个东西的名字就叫坏人。
就是这些心肠不好的坏人害了朕。
这情况就相似于一家企业的董事长, 在他负责经营时期, 公司导致了破产的结局, 他却把指责指向了员工, 认为都是因为他们在背后捣鬼。
员工是谁来负责招聘的? 是谁来进行提拔的? 又是谁来进行开除处理的呢? 那说到底, 不全部都是你这位董事长所为吗?
崇祯皇帝在使用宦官的时候, 他任用了非常多没有良心、没有道德、没有能力的坏大臣, 比如魏藻德这种人物, 在崇祯的手底下都能做到内阁首辅这么高的职位, 你如果任用这种注定要让国家灭亡的臣子来辅佐朝政, 那么你这个人自己也就注定要当一个让国家灭亡的君主。
关于明史学家陈梧桐对崇祯皇帝所作出的评价, 本人认为这是非常客观且恰当的表述。
这位明朝的末代皇帝, 也就是思宗这个人, 他在处理国家事务的时候, 那是真的特别勤快, 生活上还特别推崇简朴节约。他刚当上皇帝没多大功夫, 就很干脆地除掉了魏忠贤和他们那一帮子的阉党集团, 当时可是获得了不少人的夸赞和好评。
但是, 说他, 虽然心里头有一心想让王朝重新中兴起来的打算, 可就是心气太高了, 本事却是少得可怜, 根本就没有治理好国家的实际能力。
他没本事去搞清楚明末那会儿社会危机到底是根子上为啥造成的, 也没找到能把那个快要塌下来的局面给挽救回来的法子, 更没有制定出一份能管很长时间的、好的治国计划和方案出来。
而他刚愎自用而又猜忌多疑这一点是存在的, 而且他还是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的, 他还有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精神这种情况发生, 另外他还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 这些性格特点都存在的时候, 就导致他对军国大事的决策出现失误的情况了, 并且措置失当的问题也被引发了出来, 这些情况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速度, 酿成了历史的悲剧局面。
他最终便以有别于古来以酒、以色、以暴虐、以奢侈、以穷兵黩武而亡的另一类亡国之君的形象这个方式呈现出来, 定格于史册之中。
让人感叹的是, 从古以来那些丧失了国家的君主, 比如商纣王, 宋徽宗这些人等, 都受人唾骂, 为人不齿, 被人批评。可是崇祯却得到了很多的同情和可怜。
你当然可以同情崇祯, 至少他一死殉国, 这种行为是壮烈的, 但我们是否也要思考一下, 作为一个皇帝, 难道一死就能把过去之事全部一笔勾销?
